瓜_带我去伦敦

纽约备忘:下东区

这次回到纽约以后脑子里并没有什么固定的行程安排,但总有一个念头挥之不去:要多花点时间去东村逛逛。


去年在纽约从冬到春,去东村也只有两次:第一次是和史姓女子去东村一个小剧场看了哥大学生排的阿尔刻提斯。周末纽约的地铁线改的乱七八糟,shuttle bus在街上堵得不能动弹,我们俩下车就开始狂奔,才总算没有错过开场。剧场小得在街上看不出是个剧场,来看的也其实大多是演职人员的亲友。不过剧排得有意思,那天天气又极暖和(虽然才是二月中),散场后我们在东村漫无目的地瞎晃荡了一圈才坐地铁回去。东村给我的第一印象:独立艺术、涂鸦、酒吧(gay吧),初春的味道,总之都是些让人快乐的东西。第二次是四月底的一个好天,天蓝得让我忍不住抛下期末作业进城去,又一路从Brooklyn骑回来,一路骑过东村。那天的纽约饱和度对比度都很高,又碰上周末街上摆摊,到处都是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可能正赶上初夏的天气,那天的东村鲜活得要命。


然而尽管我连第一次去东村那晚感受到的暖意还记得清清楚楚,现在的我和当时的我已经不太是一个人,也不得不用不同的目光去审视同一个地方。


这次再回到下东区,首先是为了去Tenement Museum. Tenement的定义,大概来讲就是指一栋房子分别出租给了多户人家。后来为了便于管理,纽约立法给出了详细到冗长的定义(而我丝毫不知道该怎么翻译):

"any house, building, or portion thereof, which is rented, leased, let or hired out to be occupied or is occupied, as the home or residence of more than three families living independently of one another and doing their own cooking upon the premises, or by more than two families upon a floor, so living and cooking and having a common right in the halls, stairways, yards, water-closets, or privies, or some of them."这个定义细致到只适合当时当地,但也便于当局采取一些具体行动。


去之前先看了看网站,看得一知半解。因为提起下东区还属于移民工人阶级的年代,我脑子里除了美国往事和桥头风景(严格来说桥景还是河对面的布鲁克林)(咦美国往事是不是也是来着)就什么也没有了。这个博物馆游客不能自行参观,必须要选择一个路线跟着博物馆讲解员走。五花八门的路线非常多,呈现不同时代不同群体的故事。因为什么都不懂,只好凭着直觉选了一个名字叫Sweatshop workers的tour

 

这个tour聚焦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是下东区最为拥挤的时代。在当时,纽约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而下东区又是最拥挤的街区;所以理论上来讲,当时的下东区就是全世界最拥挤的地方了。最初这片地方被叫做“小德国”,因为德国移民居多。随后(189几年?)沙皇亚历山大开始了对犹太人的驱赶和迫害,于是下东区又挤满了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下东区的产业以制衣业为主,算是当时美国制衣行业最大的产地。

 

整个tuor游览的是Orchard Street 97号这一栋房子的二层。这栋房子1863年建成,直到1930年代美国的“贫民窟清除计划”赶走了所有租户,这里一共居住过将近七千人。一进门,是一条昏暗狭长的走廊,只有一人多宽。一栋房子二十户人家,都要从这里上下出入。房子刚刚建成的时候,纽约还没有自来水和电气。也就是说,这二十户人家用水,都要摸黑出门到后院去打。唯一的公共厕所位于后院的地下室内,所有住户要和商店的顾客公用这个厕所。一楼的商店有时候做做零售,有时候是一家酒吧。如果是后者,那么厕所的状况简直难以想象。等到通了自来水,每一层靠近楼梯口的公共空间里有一个厕所,供一层的四户人家共用。

 

全程参观了三套公寓:一套保留了1935年租户被赶走后的原貌,完全没有做任何修复;另外两套公寓则尽量还原了当时两个家庭的生活状况。每一套房子大概隔开两三间,一间大概有十平米,算是全家人(一般一家六口)的厨房、卧室和客厅。

 

那间保留原样的公寓有着白色的木质门框窗框,在电气时代到来之前,为了采光通风,每间房子之间都有一扇透明玻璃窗。当然这也是法律规定,因为1840年代下东区曾经爆发过一场严重的疫情。于是1867年纽约立法,要求房东们必须保证每间房间都有通风采光的窗户。顺带一提,这似乎和同时期发生在德国、让恩格斯写出《论住宅问题》的事情没什么两样。因为年代久远,墙纸和地板上的贴纸都已经褪色脱落了。可以看到墙纸和地板纸都是层层叠叠地贴了好几层。当时租户的流动性很大,但即使是短暂落脚,每个家庭也希望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创造一些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于是新租户搬来后,都会再贴一层自己的壁纸。让我想起看到被拆了一半的芝加哥公共住房Cabrini-Green的一张照片,废墟中露出花花绿绿的壁纸。这些被妖魔化的社区,其实不过生活二字。

 

小姐姐展示的一张照片,是当时的orchard street. 照片上呈现的那个年代,这里已经是以犹太人为主,街上有些广告牌都是Yiddish. 有个扛着布的男孩,算是那种errand boy,要负责把布料从其他地方(有时候甚至在纽约城外)运到厂子里,然后再送给经销商去。街上熙熙攘攘,是因为大街上有卖食品和各种生活用品的小摊贩。这并不是一个“市场”,而是这条街道日常的一部分。小摊贩和来买菜的主妇占了大半条街,剩下的道路已经基本上走不了什么车了。会有城市里其他地方的人来这里买生活用品吗?基本不会。那时候区分downtown和uptown的界限在十四街,而上城的富人们基本上不会出现在这里。对他们来说,这里的食物都不能吃。但是在这张照片里,有一位女性的穿着打扮明显是来自上城。她可能是来下东区教英语的志愿者,大概是位新教徒,希望能帮新移民们尽快融入美国社会。她身上穿的那件裙子,下东区没有人会穿。其实这件衣服原本就出自下东区的工人之手,然而这里的人却穿不起它。

 

这件空房里展示了一些当时在这里找到的物件。除了各类工具之外,有一张Yiddish广告很有意思。这是一则英语广告,课程在布鲁克林,每周上六天,一节课两小时。当时布鲁克林桥刚刚开通,去布鲁克林有两座桥可以走,但是没有任何快速交通工具。也就是说,去英语课的路上就要花费两个小时。当时的犹太家庭里,丈夫因为需要出门找工作所以被逼着说英语;孩子如果在美国出生或长大也会学者说英语。但是妻子每天忙于家务,几乎没有时间和外界接触。而平时在社区内采买交际,完全可以只用Yiddish,所以常有来美国三十年了依然不会说英语的情况。这张广告可能是某位有心学英语的家庭主妇带回家里的,但是她显然没有精力一周六天每天六个多小时花费在上面。对于她们很多人来说,学习英语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她们的活动范围也就被困在社区之内。

 

两间复原的公寓是根据两个家庭的故事来修复的。第一个家庭是一对来自波兰的夫妻,名叫Levine. 到了纽约之后丈夫开了一家服装家庭作坊。在当时的制衣业,大大小小各类工厂并存,并非是一个依次发展淘汰的情况。这种小型家庭类作坊存在的原因很复杂,比如犹太人要过安息日,就不能去大工厂里面工作,因为大工厂周六不会休息。每到周六,就会有很多犹太人因此丢掉工作。工厂的位置也各不相同,有些有单独的建筑,有些在地下室,还有些就在自家住的公寓里。Levine一家就是最后这种情况。最外间是卧室,中间是餐厅兼熨洗衣服的地方。最里面是客厅,桌椅上面摆了剪刀和布,旁边放着穿着成衣的模特。Levine家雇了三个工人,按照步骤分工操作。虽然只雇了三个工人,但是考虑到当时家里还有一个五岁一个八岁的孩子,一个小婴儿,加上常常忙碌赶工,当时这间小屋里的环境十分糟糕。窗外工厂排放的烟气,空气当中飘着布料纤维,十分污浊。但是这里的氛围常常是好的。工人们之间也会聊着天、唱着歌。小姐姐解释说,这里所谓“血汗工厂”并非指的是实际的环境糟糕,而更多是指合同制对于工人们(和小作坊老板)的压迫。当时的合同都是一单一签,计件收费。为了在竞争中抢到下一单,工厂必须加时赶工,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订单,但是挣来的收入被压得很低。否则,可能很长时间整个作坊都找不到工作。而且当时工厂和居民的流动性很大,除了物理地址之外还没有其他的联系方式。一旦断了联系,也很容易接不到订单了。Levine家工厂的工人平均工作日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周日(因为犹太人周六要休息)工作十小时。

 

Levine家的三个女儿都读了高中,这是极特殊的情况。因为当时在下东区根本就没有高中,大家都指望孩子们早早辍学打工补贴家用。看表格上的数据,很多孩子15岁就进入工厂帮忙了。有一张Levine家三姐妹在1970(or80?)年代的照片,三个人都穿着漂亮衣服,健健康康地活着。小姐姐说,像他们家这种一代人就实现如此大的阶级流动是极其少见的情况。人人都说美国梦,但是美国梦实现的人却没有多少。

 

第二个家庭Rograshevsky一家来自立陶宛。他们来得比较晚,1907年才住进这栋公寓,当时,根据1901年的法案,这里已经通了水电煤气、翻新过了。一家七口想尽办法挤在这间小公寓里:父母住在卧室,两个女儿挤在餐厅的小单人床上,三个儿子一个贴着一个挤在客厅的沙发上,位置不够了就拿餐椅来挡一下。无论如何也需要留出客厅,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的地方(段亦孚地方的经验里面说的波士顿西区的工人阶级住宅也有这样的特点)。

 

这一家人每个人都在外面打工。最小的儿子十五岁,负责给一家制衣工厂跑腿,是厂里面最安全的工作了。大女儿在一间女衣厂里打工,工作条件算是全家最好了。女衣厂里的工人基本都是年轻女孩。在当时,女孩出来工作也就是从十四岁到二十岁这段时间,之后就会结婚成为家庭主妇。因此让她们在全是女性的环境当中工作会更安全一些。这些女孩的背景各不相同,中国、日本、意大利、东欧、爱尔兰,来自哪里的移民都有。但是每天在一起工作,他们慢慢发现自己的处境都是相似的。在这样的环境下逐渐产生了工人之间的团结,女衣制衣工会就诞生了。为了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更少的工作时间和更高的工资,工会组织了一次罢工。有一位长得像安灼拉一样的23岁姑娘(真的!)用Yiddish发表了一篇演讲,随即有两万人加入到了罢工当中。没有工贼、没有人擅自复工,他们取得了想要的结果。但是厂方也因此对工人们看管得更严格,拒绝早退。为此他们把一些工厂上了锁。后来发生了一件和致丽火灾几乎一模一样的事故。一家位于大楼九、十楼的工厂着火,因为门被锁住,一百多名工人丧生,其中很多都是女工。这是Triangle Shirtwaist Factory Fire,如今这家工厂的大楼似乎成了NYU的地盘。因为这次事故,政府才开始着手调查了解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

 

Rograshevsky家的丈夫因为职业病很早就去世了。妻子一个人在外面找不到工作,最后房东让她留下了,作为交换,她需要帮忙做清洁工。直到后来连房东都换了,她也还一直在做这份工作。直到1930年代她被赶出来,才离开这栋房子。她也成为这里居住时间最久的租户。许多邻居的记忆里都有她的故事。一个邻居回忆道,自己总能想象Rograshevsky站在窗户后面朝我挥手,多半是请我帮忙关一下灯,因为他们不能在周六安息日碰电灯。邻居说她感到很荣幸,她选择了她来帮忙做这件事情。离开下东区以后,Rograshevsky搬进了布鲁克林的一个公共住房里。


1935年,严格的住房管理条例加上联邦政府出资支持的“贫民窟清除计划”基本让这样的租户不复存在,移民工人们大多搬进了公共住房(当然后话是公共住房又成为了新的“slum”最终又遭到拆除,大家搬进了新的混合社区里。然而搬来搬去都是治标不治本,反思只停留在“尊重”“文化”“diversity”这一层,并不解决问题。)很长一段时间内下东区只有底商营业,算是社区里唯一一点生气;楼上的住宅公寓基本全部闲置废弃,直到一波又一波的gentrification占领了这些空间。艺术、酒吧、特立独行的亚文化来了,地产商也把下东区的一部分改名叫成了“东村”,和西边那个已经名声远扬的、波西米亚的“格林尼治村”遥相呼应。


算是记录一点点东村成为东村以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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